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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
11-20

卧底医院,揭的不是黑幕,是成见

作家六六:卧底医院,揭的不是黑幕,是成见!

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,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。 术后很久,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。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,经常胳膊疼。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。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,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。我惊奇地发现,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。

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,已经失去意义了,而生命高于一切,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。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,这么早期,近乎零的癌细胞,局部清扫一下即可,创伤小,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,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。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,全部都是我的朋友,忠诚可靠,不涉及利益。 于是我知道,排除在床位、红包、回扣等等之外,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。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: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,它全凭主观和经验。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,但在治疗上,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。不同的人,标准截然不同。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,我们对医生的了解,很肤浅,很片面,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,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、掩盖、医药代表、过度医疗等。

2008年夏天,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。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,他姓孔,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。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,无他,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,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,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,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,还伤身体。他的一句:“你相信我,出事我负责!”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。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,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,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,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,他说:“我怕里面不好。”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,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,脑部生长良性肿瘤,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。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。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,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。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。

医生的共性是,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,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,难开笑脸,“冷漠”是第一印象。他们说话谨慎,善用边缘词汇,诸如大概,可能,也许,百分比。当我开始设计《心术》这本小说的时候,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。他是我的朋友,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。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,直到后来我才明白,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,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,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,早就被写完了。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? 你该怎样信医生 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,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,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。人在虚弱的时候,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,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,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,他们是不是暗示我,我已经病入膏肓了?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,以方便榨取钱财?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。 等我转危为安以后,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。

我被医院同意,以一个医生的身份,走进了医生的世界(注,约半年)。 一天,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。 我坐在吴教授身后,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:“医生啊,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,说我有垂体瘤,麻烦你给看看。” 吴教授:“你没有垂体瘤,CT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。”“可我为啥不怀孕呢?”“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。”“妇科大夫说了,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。” “可我说了,你没有垂体瘤。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?”“我不是不相信你,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,为啥不怀孕呢?”“同志,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?”“我不希望。”“那我跟你说了,你没有垂体瘤啊!你去妇科再看看。” …… 那一个下午,吴教授需要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解释给病人很多遍类似的问题。

人对于医生的信任应该怎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呢? 去年我摔断胳膊,医生告诉我有两种治疗方案,一种是保守治疗,让骨头长在胳膊里,缺点是有可能以后阴天下雨疼痛。另一个是开刀治疗,取出碎片,缺点是有可能损伤运动神经。 正常情况下,医生会说:“我告诉你两种后果,你自己决定治疗方法,我不能替你做决断。” 这个医生我信任他,我让他替我决断,他最终让我不开刀保守治疗。我的信任,为我省了一刀的费用和疼痛,且保护了我的运动神经。目前为止没出现下雨疼痛的症状。他因我的信任而担负了责任。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上,你该怎样信任一个医生? 信任一个人,就这么困难吗?

相信大多数医生的良知,不要被媒体的无知蒙蔽。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,对医生要多些感恩,少些责难,要知道,神明再保佑,医生放弃治疗,管子一拔,啥都没了。 在医院呆的这一段,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,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,医生护士再委屈,内心里是有杆秤的,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,纠缠,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。《圣经》上说,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,FAITH(信),HOPE(望),LOVE(爱)。我认为,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,就是医院。

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,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,因为费时又费力,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。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!他答我:“我练手艺,艺不压身。”后来熟了以后,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,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,一块脑膜要八千多元,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,替他省了。 他做这样的好事,躺在病床上的病人,永远不会知道,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。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,又多话好问,这样的事就湮灭了。我知他也拿红包,也拿回扣,也推荐最贵的药给富豪,但同时,他和他的同事们,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。 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,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,由病患自己选择,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,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,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,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,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;那么,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,就不会再把原属于制度的问题,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。

 

来源于   dxy.cn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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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皮肤科医生
这个作者貌似有点懒,什么都没有留下。